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欧洲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同一时期，对外来移民希腊经济的袭击和种族主义暴力行为在欧洲各地偶有发生，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新世纪初，欧洲一体化风华正茂，经济也很光鲜，危机并不凸显。中右势力大占上风。在欧洲议会，代表中右力量希腊经济的人民党团一直人数最多。
但2009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让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激起了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极右翼势力借此得以扩张，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局呈现“向右转”的趋势。
极右势力的兴起破坏了欧洲社会生活秩序，无辜民众深受其害。“光头党”“自治国家主义者”等极右翼组织频频在街头闹事，制造种种暴力事件。仅在德国，右翼分子2008年就制造了2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
这只是序幕。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悄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
今年3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3个州的议会选举中成为赢家，获得最高达24%的支持率。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最初是为吸引反对救助希腊的欧洲怀疑论者的选票，但移民危机之后转向民粹主义路线，反对接纳移民，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排外倾向，对大量新纳粹分子的加入也来者不拒。
德国的民粹主义者并不孤独。在欧洲，反对移民、反欧盟的政党不断膨胀发展。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就是一个突出例证——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英伦三岛到巴尔干，“反欧”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所获选票远超预期。在欧洲议会751个议席中，“反欧”党派获得的席位加起来超过140席，仅次于欧洲社会党，名列第三。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多或少有着共通性。民粹主义政党领袖大多充满个人魅力，说着亲民的语言，并且能够适时激发民众的焦虑情绪。他们援引国际公约，呼吁阻止移民，尤其是穆斯林进入欧洲，并且善于抨击布鲁塞尔。民族主义是他们开出的药方。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证明了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引发了有利于极端民粹主义的集体缺乏安全感等情绪。随着难民的涌入，欧盟各国拒绝共同接纳成千上万难民的做法使民粹主义的恐惧和混乱论调更受欢迎，而这种论调已经深入极端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恐怖袭击也助长了民粹主义领导人惯于煽动的恐惧情绪。
法国与荷兰是欧洲民粹主义的两盏明灯。玛丽娜·勒庞和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民粹主义的典范。勒庞的“国民阵线”在2015年年底的地区选举第一轮当中得票最高，2017年法国大选中入主爱丽舍宫并非天方夜谭。维尔德斯领导的荷兰自由党目前是荷兰最受欢迎的政党。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英国独立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6%的选票。该党的反欧和反移民论调在政坛引起极大反响，甚至是把英国推向公决“退欧”的重要推手。
在北欧，瑞典民主党作为一个源于新纳粹运动的政党，在这个将大度包容移民视为国家荣誉的国度，提出反移民的口号。在2014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12.9%的选票，且发展势头一直未减。丹麦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党去年夏天成为第二大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2015年成为第三大党，并参与组建联合政府。
在东欧，民粹主义掌权更是连成一片。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及其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是极端民粹主义的典范，他公然决定在边境修建围墙以阻碍移民进入。作为执政党，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铁腕政策。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也发表了反对欧盟移民政策的论调，极右政党人民党——“我们的斯洛伐克”今年刚以8%的得票率进入议会。
美国篇：特朗普“异军突起”背后
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富人和穷人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均上升，唯独中产阶级出现萎缩。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民众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和非法移民的反感，成为美国新本土主义的温床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张文宗发自北京2016年美国大选中，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阶段，利用中下层白人选民对经济复苏缓慢、政治僵局频现、人口族裔结构更趋多元化的不满，通过煽动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一路高歌猛进，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特朗普能否最终赢得大选并不确定，但其代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将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不小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美国的走向。
特朗普喊出了美国人的愤怒
“本土主义”是本地居民为保持原有地位和生活方式而反对外来者的一种立场、倾向或运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主流叙事中，移民造就了美国的伟大，而美国以其自由、开放和包容的价值观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外来者。但另一方面，以“排外”为特征的本土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时隐时现。从殖民地时期到二战结束，不同时期来到新大陆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均在就业、生活和宗教活动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历经坎坷。美国本土主义既有种族主义的因子，又与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周期相伴相生。美国向西部扩张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移民潮接踵而至，但经济危机常激化新老移民的矛盾，引发骚乱和族群冲突。
特朗普就墨西哥非法移民、海外穆斯林发表过激言论，挑战美国“政治正确”却获得高支持率，与美国面临的反恐形势和少数族群人口的持续膨胀有关，但主因在经济，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受挫感。二战后，美国依靠无可匹敌的工业实力横扫全球市场，中产阶级迅速崛起。随着欧洲和日本工业能力的复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洪流和科技潮流相互激荡，使曾经生活富足的美国中产阶级承压。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富人和穷人的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均上升，唯独中产阶级出现萎缩。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铁锈带”的工厂关闭和失业问题，甚至导致绝对人口萎缩、社区衰败等现象。他们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冲击，滋生出强烈的反华尔街、反大财团、反对大政府、反对两党政治精英的愤怒情绪。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不少亲工会和重振制造业的政策，但由于决策效率低下，且积弊严重，复苏缓慢，稳定和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并未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些地区居民的境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其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和非法移民的反感，成为美国新本土主义的温床。
“本土主义”是把双刃剑
本土主义的核心是“排外”，而民粹主义的主旨是“反精英控制”。在今年的大选中，这两种力量相结合，表达选民对经济现状和经济政策的不满，并通过选举政治充分表现出来。这股力量让杰布·布什、卢比奥、卡西奇等共和党传统政治精英折戟沉沙，让民主党的精英代表希拉里倍感压力。可以说，特朗普和桑德斯虽然代表美国政治光谱的两极，但背后的民粹主义是相同的。在两党候选人对决阶段，作为民主党票仓的工会是否倒向特朗普重塑的共和党，是决定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而“铁锈带”的几个“摇摆州”，如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则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两党分别将克利夫兰和费城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地，凸显了对这两个州的激烈争夺。不管大选最终结果如何，本土主义产生的政治能量，将使美国的移民改革更加困难，使1200多万非法移民的归化之路更加漫长。而民粹主义则可能推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高涨，影响美国在经贸上的“两洋”战略，使“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批准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复杂化。
历史上看，美国本土主义的“支流”并未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发展走向。从“盎格鲁－撒克逊化”到“大熔炉”，再到多元文化的“马赛克”，新移民、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互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主旋律没有改变。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粹主义也绝非洪水猛兽，而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本义。政党或候选人直接诉诸民众，听取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呼声并做出回应，实际上增强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适应性。例如，在大萧条中执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民众的要求，不仅驱逐数百万墨西哥非法移民，还实行亲劳工的政策，并开辟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先河。
21世纪的美国能否走出本土主义的阴霾，并缓解中产阶级的焦虑和不满，关键看美国的经济前景和相关的政策保障。如果美国能够引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将在此过程中创造大量高薪工作岗位并大幅提升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将有助于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培养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大军。美国还需加大对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投入，加大对工人培训和再培训的力度，并向受全球化影响的群体提供更有效的贸易援助、失业救济和其他缓冲措施。同时，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德国鲁尔等部分重工业基地的经济转型表明，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可以让老区获得新生。
美国向右或成“麻烦制造者”
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缺乏实力支撑和民众支持，外交上必然呈现色厉内荏或顾此失彼的困境。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主张前后矛盾，饱受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抨击，但他有内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他提出“美国第一”的口号，认为美国对外欠下20万亿美元的债务，首要目标应是建设国内基础设施和发展自己，而非对外军事干预和民主扩张，同时要求盟友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他还认为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吃了亏，主张利用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经济杠杆迫使主要的贸易伙伴重新谈判，达成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长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盟友体系、强大国防、自由贸易和民主输出，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内视”倾向，是美国相对衰落的一种表现、还是一种新形式的战略审慎和脱困疗伤希腊经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世界在变，美国也在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崛起背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都在经历深刻的调整。美国的选举深受利益集团、媒体、金钱和候选人竞选策略的影响，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但总体而言是选民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一次全民公决。美国能否通过选举推出更对路的下届政府，能否积极进取地推动国内改革尚需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政客通过寻找“替罪羊”来转嫁矛盾，走上社会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美国不仅不会领导世界，还可能成为世界的麻烦制造者。（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政治研究室主任）
5月1日，国民阵线举行一年一度的政治集会。因为法国依然面临较高的恐怖威胁，出于谨慎该党取消了在市中心的传统大游行，组织了集会和演讲。玛丽娜·勒庞在巴黎北部维莱特门面对2000名支持者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强调新口号“平和法国”，并且重申了排外、反移民、反对申根协定的一贯立场。
玛丽娜·勒庞说，申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对法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申根协定造成各种非法买卖横行，强盗四处作案，应该重建各国边境。她说，法国首都巴黎去年11月13日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共造成至少130人死亡、约350人受伤。在发动袭击的9名恐怖分子中，4人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利用欧洲难民潮和申根区国家之间缺乏边界管制，潜入法国来实施对法国人民的袭击。
她说，在6月底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英国可能因此“完全恢复其独立自主”。她强调说，欧盟是一个“反民主的、奴役人民”的机构，应该把欧盟驱逐出法国。
她还在演讲中列举数字来增强自身观点的说服力：比如，当前，法国犯罪和违法现象泛滥。在巴黎近郊塞纳－圣但尼省，有278个治安状况恶化的困难街区。在这个省，2015年，入室抢劫等犯罪增长了125％。再如，在南部的罗讷河口省，2015年杀人案件增长了14％。黑帮火并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7人、18人和19人。玛丽娜·勒庞说，她建议“平和法国”，就是在法国消除100多个类似比利时“恐怖分子巢穴”的莫伦贝克区。
法国媒体认为，去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发生后，法国人缺乏安全感，对于外来移民、难民和穆斯林群体的反感空前高涨，玛丽娜·勒庞的这个讲话极富煽动性，正是针对法国人这些忧虑作文章，同时为一年后的总统大选做准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从目前各国的政局变化来看，西方“向右转”是世界政治发展演变的一个新动向，但此轮“向右转”能否成为未来发展潮流，还需要再观察。毕竟在欧洲，除了奥地利右翼政党领导人可能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胜出并执政，其他欧洲国家还不能确定右翼力量是否会最终上台执政。
同样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能否当选也存在不确定性。他是观察世界政治发展的“风向标”，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么意味着美国民粹主义上台，便可以确定：“向右转”已是潮流了。
其实除了西方发达国家，此轮“向右转”动向最明显的还包括拉美地区。去年年底，阿根廷中右翼政府在大选中胜出希腊经济；而在巴西，劳工党正在反思执政教训——巴西右翼势力通过弹劾程序刚刚实施了对罗塞夫政权的“政变”。此外，玻利维亚总统今年2月的修宪公投被否决；秘鲁两位右翼总统候选人携手进入大选第二轮……都在显示该地区左翼势力式微的趋势。不过与欧美不同，拉美经济自主性相对较差，政治钟摆效应明显。在经济萎靡不振、政治危机层出不穷、社会紧张气氛加剧的氛围下，拉美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转折并不出人意料。而拉美右翼政府若无法找到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无法处理好社会公平和效率问题，那么钟摆再“向左”转移也未尝不可。
相比之下，欧洲经济自主性强，定力较好。现在由于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欧洲“右转”主要表现为：右翼政党崛起，主张本国移民政策收紧、与穆斯林关系紧张等。这会对今后欧洲的移民政策、社会政策等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欧洲“右转”并不会走太远，且极端程度有限，一是因为欧洲国家的社民党等左翼、中左政党实力较强；二是民众在不安的情绪变化中虽有“右转”倾向，但仍对右翼势力保持警惕。
此外，伦敦迎来首位穆斯林市长。欧洲城市人口结构的悄然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右转”。
整体来看，今天世界政坛的“右转”远不及1968年“向左”浪潮产生的影响。彼时，西方经历了约十年的社会转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而今，尤以发生在拉美地区的转向为代表，不过是对该地区前十年“左转”的反弹而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美国在拉美极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失败，引发金融危机，拉美出现“左翼浪潮”。
向左、向右风向的变更说明，政治周期永远存在。如同社会政策有利有弊，当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引发改变。而无论世界风云如何转向，中国当有定力：把“家里事”做好，对内深化改革、产业升级、进行现代社会能力建设，对外与“左”、“右”政党都合作。毕竟对他国政坛轮替而言，中国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罢了。（ 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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